2017-6-19 04:07:18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陳璽撼 選稿:熊芳雨
原標題：提高社區自治水平，形成更多熟人社區，是能否實現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關鍵 垃圾分類，社區不妨“把生做熟”
如果把1996年曹楊五村推出的紅黃綠三色垃圾桶，將垃圾分為“有機垃圾、無機垃圾、有毒有害垃圾”，作為上海社區開始大規模探索生活垃圾分類的起點，那麼，上海社區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已至少走過瞭21個年頭。
截至去年底，上海生活垃圾分類已覆蓋全市500萬戶市民傢庭。然而，不少市民反映，上海推行多年的生活垃圾分類，感覺效果並不明顯。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減量推進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公佈的數據顯示，去年上海開展達標復核的4284個分類小區中，隻有3850個小區通過達標復核，一些小區的生活垃圾分類現狀仍不盡人意。
社區是生活垃圾產生的源頭，決定著後續垃圾收運處置的難度，也影響著整座城市的垃圾分類水平。20多年過後，上海社區的生活垃圾分類究竟該怎麼做？
熟人社會 輕松分類
住著四五百人的惠工新村，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整個小區隻有一個專門的垃圾箱房，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開放3個小時。對此，卻沒有人嫌煩，即使有少數人錯過瞭固定的收運時間，也不會因為不方便就在小區裡隨意偷倒，而是把提著的垃圾袋又帶瞭回去。
定時定點扔垃圾的習慣是養成瞭，那麼垃圾分類的意識又怎樣？會不會因為定時定點已經很麻煩，索性不分類，一個袋子扔進垃圾桶，圖個輕松？某天上午10時，記者趁著垃圾箱房即將關閉，進去翻看瞭垃圾桶，棕色的濕垃圾桶裡隻有菜皮、蛋殼、剩飯和果皮；紅色的有害垃圾桶裡則是日光燈管、過期藥品；黑色的幹垃圾桶裡是破袋後的垃圾袋、廢棄餐巾紙……幾乎挑不出毛病。
出人意料的是，這是個去年年底才開始推進生活垃圾源頭分類的小區，短短半年就做到這種程度？對於記者的驚訝，惠工新村自管小組組長張月紅解釋瞭原因：“這歸功於社區建立起瞭‘熟人社會’。”
上世紀90年代，惠工新村的原始住戶絕大多數是惠工縫紉機廠支內返滬的工人及其親屬。20多年過去瞭，如今的184戶傢庭中，原住戶仍占三分之二以上，許多居民都是彼此熟識的老同事、老朋友，知根知底。在這種熟人社會，消息傳播得很快，要是被發現亂扔垃圾，鄰裡當面一句提點、背後一句議論，這樣的輿論壓力有時比法律還令人敬畏。
不過，張月紅坦言，由於居民的平均年齡較大，真正讓大傢搞懂生活垃圾分類，還是花瞭點時間。在惠工新村，有一個30多位居民志願者組成的“綠蔭社”，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長輩，在推進生活垃圾源頭分類的初期，他們花瞭近兩個月的時間，逐傢逐戶走訪、派發垃圾分類宣傳資料，在居民確定參與生活垃圾分類後，讓他們簽署承諾書。最近，50多位退休黨員和20多位“綠色童子軍”也加入瞭社區，“老少”組合，讓生活垃圾分類的宣教工作更有分量。這還不夠，志願者們會站在垃圾箱房旁，手把手地教居民……就是這麼每天不厭其煩地指點、勸說、提醒，居民們才逐步養成自覺分類的習慣。“現在哪怕沒人駐守在垃圾桶旁，居民彼此也會互相監督、提醒，不用擔心。”
正向激勵“把生做熟”
不過，類似惠工新村這樣的社區，歷經多年還能保持較低的人員流動性，維持著熟人社會，在上海並不多見。
許多四五百人的社區，人員流動性一大，“把生做熟”就很吃力，更不要說居民是其數倍的大型生人社區。這些社區人員冗雜，經濟狀況和素質參差不齊，要靠熟人社會的道德壓力倒逼居民自覺做好生活垃圾分類，更是難上加難。如果實施垃圾定時定點投放，難保不發生瞬間桶滿又無法及時清運的問題，有的居民就會把垃圾直接扔在垃圾桶外，導致小區環境惡化。
在靜安區悠和傢園，一場“把生做熟”的實踐正在進行。“以垃圾分類為例，小區的居民大致有三種：積極者、‘搖擺人’和‘釘子戶’。”洛善居委會黨總支書記黃蓓坦言，悠和傢園的垃圾分類還有很大改進空間，769戶居民中，有一成左右是不配合者；剩下的居民對半開，一半積極響應垃圾分類，一半觀望。而這一半觀望的，就是社區要極力爭取的。
生人社會的台中中古餐飲設備典型心態之一，就是冷漠、“和我無關”。如何讓這些“搖擺人”主動關心和參與垃圾分類？
“要讓居民看到垃圾分類的好處，打開他們的心結。”在黃蓓的帶領下，記者走到瞭悠和傢園的“悠和綠站”，不仔細看，還無法辨認出這是一個改造過的垃圾箱房——底樓是充滿設計感的垃圾投放區、堆放區、垃圾桶清洗區，樓頂則是開滿鮮花的社區花園。垃圾箱房一旁，還有個“一米菜田”，小區濕垃圾堆成的肥料既可以供應菜田，也可以為樓頂的鮮花提供養分。現在天氣好的時候，不少居民扔完垃圾，願意到樓頂花園發發呆、聊聊天，還能領到垃圾箱房種出的蔬果、鮮花。很多不認識的人借助垃圾分類彼此認識，以前建不起來的志願者隊伍、興趣小組，如今不費力氣就能一呼百應；以前很難調和的矛盾，如今也能有商有量。
社區自治 激活分類台中二手廚具收購
熟人社會可以促進生活垃圾分類，生活垃圾分類反過來也能促進熟人社會的形成，這為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多年的上海，提供瞭一個全新的審視維度。
“經濟、觀念都在發展、改變，許多人因此不斷流動，生活方式無法穩定下來，成瞭行為不受組織約束的‘單細胞生物’。”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沒有類似熟人社會這樣的組織約束，很難讓這些人主動去做台中二手冰櫃收購垃圾分類。不過，反過來說，如果把松散的組織重新組建起來，人有瞭約束，垃圾分類就有做好的可能。
今年，國傢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佈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明確要求，2020年底前，直轄市等重點城市的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這就意味著，到“十三五”末，上海城區范圍內必須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如今，時間緊迫，戴星翼認為，提高上海社區自治的水平，形成更多的熟人社區，將是上海能否實現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關鍵。
提高社區自治水平的路徑有兩種。一種是像悠和傢園這樣，借助各方資源，以激勵為主，循序漸進地吸引居民主動參與生活垃圾分類等社區自治事務；另一種需要借助外力來推動。以生活垃圾為例，在一些小區試點“差別化收費”機制。
“收費不是目的，根本目的是要激發社區自治。”他表示，在收費的壓力下，一些社區會發揮集體智慧決策，到底是“不分類隻好認罰”，還是“分好類不掏錢”，又或者是掏錢雇分揀員分類避免處罰。無論結果如何，這些交流溝通的過程都將促進社區自治。有瞭經濟杠桿，也能促使更多社區出新招，促進上海生活垃圾的分類。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